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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和浸大教授主讲世界文明对话系列讲座

发布日期： 2013-05-24 打印

5月，全人教育办公室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罗秉祥教授，分别就“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兼论李约瑟问题”和“基督教是文明进步的助力还是阻力？——以近代欧洲为例”这两个主题，与UIC师生分享他们的看法。至此，为时两个学期，共十讲的全人教育世界文明对话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兼论李约瑟问题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5月14日，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物理系名誉教授的陈方正，以其文理兼通的渊博学识，为大家带来一次精彩的学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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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讲解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

陈方正认为，要弄清楚“中国的现代科学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的这个问题，首先要先清楚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现代科学是经历了一个科学传统及两次科学革命之后，逐渐产生。两次科学革命指的是古代革命和牛顿革命。而此次讲座的重点放在了古代革命上。陈方正指出，西方哲学经过了哲学先驱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多人的发展，到了“几何之父”欧几里得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数学定理被发现，并且这些定理都是被严格证明的。严格证明的传统，让西方数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使得古代革命得以完成。

李约瑟问题是由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提出的，内容为：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李约瑟自己也对该问题作出了回答：实验科学的出现是受资本主义兴起的刺激，而中国抑制了资本主义，这就导致现代科学没能在中国出现。

陈方正肯定了李约瑟为发掘中国古代科技作出的贡献，但认为他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轻视科学理论，割裂了古代与近代科学，过分地夸大了社会经济因素。他认为，中国现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西方的文化大传统是研究科学哲学，而中国则强调修身治国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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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郭海鹏博士向陈方正教授致送纪念品

基督教是文明进步的助力还是阻力？——以近代欧洲为例

香港浸会大学的“浸会”是什么意思？宗教改革具有怎么样的影响？5月16日，承接上个月在UIC的演讲题目——“基督教是文明进步的助力还是阻力？——以中世纪欧洲为例”，罗秉祥教授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近代欧洲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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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秉祥讲解宗教改革

罗秉祥认为，总体而言，在近代西欧，基督教对文明的推动作用大于阻碍作用。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对西欧文明的推动作用巨大。宗教改革是指基督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加尔文及慈运理等人，以及发展出来的新教教派。

他分析到：“宗教改革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和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新教提倡政教分离，宗教应脱离政府的控制，提倡宗教的多元化，基督教的不同流派应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新教认为‘努力在职业上赚钱乃上帝诏命，毕生职责’，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马丁路德提倡‘唯独圣经’，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有助于扫除文盲。”

而基督教对文明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上，不同宗派之间的宗教战争持续了30年，是欧洲文明最沉痛黑暗的一段历史。

罗秉祥强调，由于新教在欧洲的广泛影响，天主教自身也进行了改革，开始派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教，其中一部分人就来到了中国。他认为：“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方式与新大陆不同，他们在肯定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宣扬基督精神，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个自称‘西儒’的意大利传教士非常推崇儒家文化，他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欧，促进了中学西传。”

此外，罗秉祥还特别提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起源。“浸会”全称“浸信会”，是基督教的宗派之一，浸大前身的浸会书院就是浸信会为了传播基督精神建立的学校。